陈晓平:谁创办了《循环日报》?

liukang20244天前吃瓜科普535
香港《循环日报》是与上海《申报》并称的长命中文报纸。这份报纸的开创人,长时刻被简化为王韬一人,这种说法很不适宜。回到前史现场看,《循环日报》由中华印务总局兴办,总局首要股东是香港华商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,王韬是他们延聘的编缉。这三个股东,当年都是香港商界、慈悲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首领。
1874年《循环日报》报头回到香港华商的前史现场香港《循环日报》于1874年2月4日创刊,1941年被侵港日军勒令停刊,抗战成功之后虽有两次续办,为时均不太长,至1963年彻底画上休止符。《循环日报》在抵抗殖民实力压榨、反映华人呼声、推进我国革新、工商业开展等方面,厥功甚伟,业已载入史册。
陈鸣《香港报业史稿》有如此评说:“《循环日报》是我国新闻史上,第一家由我国人自集资金、自置设备、自主修改、自立运营的中文日报,也是清末第一家识时务、求革新的先进知识分子谈论国是、针砭时弊、宣扬变法革新、建议开展工商业的政论报纸,对清末同光新政、变法维新以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,都有思维影响。”
陈鸣对《循环日报》的点评,笔者大体附和,唯对过火着重“知识分子”一条持保留意见。干流新闻史视角,多着重知识分子办报、文人办报、政治家办报,这个视点假如用来调查梁启超办《时务报》之类的事例是精确的,但用来给《循环日报》定位则不适宜。香港前期中文大报《香港华字日报》、《循环日报》,上海《申报》等等,都是商业性报纸,这也是这些报纸得以长命的重要原因。办报纸当然离不开文人,但本钱筹措与运营处理愈加重要。赤手空拳的文人无法兴办报纸,有本钱实力的商人(及团体)则能够延聘文人处理编务、从事撰述。香港前期中文报纸,首先是商业安排,政论、社论仅仅其内容的一小部分。
《循环日报》是中华印务总局部属安排,1873年2月总局草创时期有50名股东,从中选出的“值理人”(董事)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,都是其时香港商界、慈悲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首领。没有任何根据表明王韬是中华印务总局股东。王韬自1874年该报创刊开端,前后当了约10年的编缉,中心至少有两次连续,1875年由副编缉洪士伟代为掌管编务,1879年游历日本4个多月,秋后再康复修改作业。1882年赴沪养病,1884年起正式返沪久居。王韬脱离后,《循环日报》继续正常运营了50多年。
首先对“王韬兴办《循环日报》”提出质疑并加以学术证明的是学者萧永宏。他批判此前许多论著“将中华印务总局和《循环日报》的详细联系奇妙逃避”“将《循环日报》的兴办和王韬的个人效果相提并论”。在细心研讨该报前期“表白”之后,萧永宏以为:“……关于有必定财力根底、热心香港华人公益作业的港商梁安、冯普熙、陈桂士等人来说,他们出资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是情理之中的作业。因而,梁、冯、陈三人所担任的中华印务总局‘值理人’,实际上便是该局的股东人物。”(萧永宏《王韬与〈循环日报〉》,第49页)
据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宣布,1873年2月1日《中华印务总局表白》称:“余等同人特纠合同志五十名,承顶英华书院印书用具、铜钢阴阳字模、铅版巨细各字,树立有限公司,创建印务总局。本公司凡50股,每股一千员,合本银五万员,先科银二万五千员,业于本月初四日妥议合同,互相签字,定于本日开工。……本公司之设,原为专益唐人起见,所举值理三位,为梁鹤巢、陈瑞南、冯明珊,总司理一位,为陈霭廷,正编缉一位为王紫诠。尔后拟即倡行日报,每日颁布。”(卓南生《我国近代报业开展史》增订新版,第230页)
公司股本5万元,分为50股,每股1000元,也即股东共50人,“值理人”应该是50名股东互选出来的公司董事。表白叙说次序,梁安等三人在前,次及总司理陈霭亭,编缉王韬列在末位。萧永宏说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“有必定财力根底”,写法略显拘束,实则这三人均可进入富豪之列。按当日通行说法,梁安等三人是“店主”,陈霭亭、王韬为“西席”,宾主方位不行混杂。至今没有根据表明王韬从前入股。
大都新闻史作品不管实际情况,硬要确定王韬为《循环日报》仅有兴办人,充溢稠密的文人自恋颜色。笔者以为,商业性报纸开创时期的首要股东、运营者,重要性不下于编缉。萧永宏恰当地指出了《循环日报》股东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公益首领位置,但他的论说仍以王韬为中心。笔者觉得有必要跳出“王韬中心论”,从香港华商视点重加申诉。
《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》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说过,前史便是“忘记的竞赛”。时至今天,国人能记住的前期香港大商人很少。他们在回忆竞赛中大多落败,原因杂乱,不过笔者期望能稍稍加以拯救。19世纪香港华人首领,除了黄胜、伍廷芳、何启以专业才干与英文才干而占有显赫位置,因商业成功而担任华人首领的先后有:卢亚景、谭亚才(Tam Achoy)、何斐然(Ho A-sek)、梁安、陈桂士、郭松、李陞、罗寿嵩、冯普熙、何献墀、韦宝珊、何东、刘铸伯等。(拜见Carl T. Smith: Chinese Christians)每个学者开列的名单容有异同,但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为华人争权益、活泼投身公益慈悲活动的杰出奉献不容忽视。《循环日报》的兴办,标志着香港华商团体开展强大与老练。他们不满英文报纸的殖民视角,觉得依附于英文报业集团《中外新报》、《香港华字日报》也不抱负。刚好,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、中文铅字预备出售,黄胜在该书院供职,自己又是印刷专家,所以向梁安等华商提议,安排一家朴实华资的印务公司,收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和中文铅字,在公司下面树立《循环日报》,代表香港华商表达意见,与他们从事的公益慈悲活动亲近配合,争夺华洋相等,打击“卖猪仔”、拐卖妇女出洋的罪恶活动,进而对我国的工商业开展、革新提出建议。这是《循环日报》兴办的真实布景。王韬缘由时会,被聘为该报“编缉”,宾主共处和谐,两边相辅相成。
“香港圣人”梁安
梁安(1829-1890),印名梁云汉,字鹤巢,本籍广东顺德,世居广州西关龙津桥,约1840年代末移居香港,担任仁记洋行(Gibb, Livingston & Co.)大班多年,在香港从事华人公益慈悲活动数十年。1885年,探花李文田从广州经香港回京供职,途中给张之洞写信,引证其时港人的公认说法,称梁安为“香港圣人”。(《赵凤昌藏札》第4册第437-441页)在他死后,再也没有哪个香港华人得到如此之高的推重,与他有过触摸的西方人,也都对他赞誉有加。1890年7月18日,梁安在广州去世。(The Hong Kong Telegraph, June 19th, 1890; Hong Kong Daily Press, June 20th, 1890.)
“香港圣人”梁安领衔兴办香港东华医院这一豪举,奠定了梁安在我国近代慈悲史上的崇高位置。香港东华医院后来与广华医院、东华东院兼并,合称“东华三院”,至今已继续运作100多年。香港史学家丁新豹称,东华三院“现在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大型社会服务安排,并且是目下华人国际同类型安排中前史最悠长、规划最巨大及服务最多元化的一所”。日本学者可儿弘明以为东华三院是亚洲数一数二慈悲服务安排。1869年,一些病笃患者按我国习气被移置到广福义祠,遭到在港西人的激烈打击。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例。华人对病笃患者的处理方法,本与西方人有绝大差异。在港西人朴实从自身态度动身,将风俗问题升高到品德审判,深深刺痛了居港华人。梁安挺身而出,与各界洽谈,达到树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的一致,安排树立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,向各行华商募捐。1870年头,香港大班、行会商人共捐赠47000元,得到港督同意,创建首个华人慈悲安排东华医院。医院到1872年正式完工,因为彻底依照我国习气供给中医中药服务,遭到热烈欢迎,1873年招待门诊数字为43074人次,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,简直“户限为穿”。东华医院还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我国方法下葬,消除了华人对死后尸身被解剖的惊骇。1872年医院完工时,梁安请王韬编撰《创建东华医院序》及两副对联。
东华医院筹建期间推选梁安连任3年主席,1872年正式完工后进行改组,由13名值事(后称总理)组成董事局,从总理中推选主席一名;总理每届任期一年,由各行会推选。有限任期制、轮换制是东华医院一项非常完善的准则,对避免糜烂、进步各行业商人的参加活泼性有极大帮忙。“东华三院”后来虽曾有过波折,整体来说事务不断强大,与其一开端构成处理准则和“企业文化”有非常亲近的联系。
广州博济医院院长、美国医师嘉约翰(J.G. Kerr)对东华医院横空出世予以特别的注重。1872年,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年报中有如下谈论:“这个医院的树立反映了以下现实:华人……表明他们自己能够以自身的方法处理自己的慈悲安排,不用外国人施以援手。”东华医院的处理准则、服务理念遭到西医院的启示,一起也带有与教会医院竞赛的意向。香港华人慈悲作业的起步阶段,即呈现出非常激烈的民族认识、自主认识,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持守。自1872年建成投入后二十多年里,东华医院只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,要到1896年港府干涉才开端增设西医。
香港东华医院从一开端就没有将服务内容局限于本地医疗,而是为海内外华人供给多方面的帮忙。每次广东省内水灾,东华医院均竭尽全力捐钱捐物,间隔较近的灾区乃至派出专人运载粮食前往赈济。1877-1878年间,华北产生百年未遇的“丁戊奇荒”,东华医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资,奉献杰出,经李鸿章上奏朝廷,由光绪皇帝御赐“威风普佑”匾额。这是香港第一次取得御赐牌子。
东华医院大堂1879年,梁安与黄筠堂、冯普熙联合上书港督,激烈要求委任伍廷芳为定例局(后称“立法局”)议员,次年得以完成。梁安为人谦退,又非常乐意奖掖后进。港府本来期望梁安出任此职,他竭力推托,引荐年纪更轻、精通法律的伍廷芳。伍廷芳入局,是香港华人进入立法机关的第一次。梁安在争夺香港华人话语权、保护华人权益方面一向竭尽全力。同年,梁安向东华医院建议树立穷户义学,次年施行。华人自来都注重荣归故里、入土为安。香港身处华工出国的首要通道,华人首领觉得有职责帮忙处理华裔棺木归葬问题。东华医院树立后,成为华人全球运棺网络的中心,与海外华裔同乡安排协作,在香港迎候棺木然后帮忙分运到各自的故土落葬。顺德人旅居海外者许多,一旦客死他乡,若无亲属照料,魂灵难安。1876年,梁安领衔创建旅港顺德绵远堂,征集资金在香港树立公墓,后来又在顺德大良树立怀远义庄,挑选将同乡先友下葬于香港公墓或停厝于怀远义庄。
梁安从事外贸作业多年,痛感我国利权操之洋人,与顺德同乡、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协商,测验打破洋商对我国外贸的独占,在英国兴办华资公司,用我国轮船运载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等特产前往伦敦直接出售。1881年,肇兴公司树立,梁安驻港担任总经理,派刘绍宗(刘学询之父)常住伦敦。此前未有我国人在伦敦兴办大型企业的先例,这家公司能够说是开了我国经济史的先河。因其时习尚未开、环境所限,肇兴公司遭到英商团体抵抗,未能真实翻开销路,但其开拓精神仍令人钦佩。梁安在肇兴公司这一冒险作业中,亏折许多本钱,1883年申报破产,这是他晚年不再活泼的首要原因。
了解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对华人公益慈悲作业的深度参加,才干了解他们兴办中华印务总局和《循环日报》的动机。名为“自由港”的香港,洋人、华人权力待遇不相等,劳工阶层不能享用根本的医疗福利,卖猪仔、拐卖妇女出洋等罪恶活动猖狂,深深刺痛了华人首领的心。《循环日报》的兴办,正与华人首领的社会公益活动休戚相关。
梁安1873年头领衔创建中华印务总局并方案兴办《循环日报》,笔者以为有两个重要关键:一是英华书院刚好有一批印刷设备、中文铅字出售,二是梁安1869年起担任东华医院筹建期间的主席3年,到1872年卸职,摆脱了医院的繁忙事务,得以聚精会神从事印务总局的运营处理。
“保良局之父”冯普熙
保护妇女儿童,在今天来说首要是政府的职责,在当日香港,则由民间慈悲安排保良局首要担任这项使命。冯普熙是保良局的开创人和魂灵人物。梁安兴办的东华医院,与冯普熙为主力的保良局合作无间,被称为“东保一家”。
冯普熙(?-1898),曾名冯照,字明珊,英文作Fung Po-hei、Fung Chew、Fung Ming-shan,广东东莞人,结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(St.Paul’s College),曾为香港壳洋行(A.H.Hogg & Co.)、有利银行(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,London and China)大班,1869年参加建议兴办东华医院,1872任东华医院总理,1873年出资中华印务总局并任值理人,1879年与梁安等建议树立香港保良局,连任三届保良局总理。(王杰、宾睦新编《陈兰彬集》第1册,第342页脚注)
香港开埠今后,敏捷成为广东人出洋的首要口岸,许多人口由此动身前往南洋、北美等地经商务工,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。男性劳动力被拐骗登船,前往新旧金山开矿、建造铁路,俗称“卖猪仔”;年青女人被拐骗、拐卖到外地、外国,许多被逼从事卖淫营生,叫做“卖猪花”。为刹住“卖猪花”罪恶活动,解救被拐卖女人,1879年梁安与冯普熙等联名向港府请求兴办保良局,对被拐卖妇女进行实质性救助,并争夺到港府授权,派出捕快到预备离港的远洋客轮查看有无被拐卖妇女,一经发现立刻加以救援,具有必定的“民间法律”性质。据统计,仅1887-1895年间,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,或专人护送回省内各县,请当地善堂帮忙资送回家;少量无法遣回者,经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。这些前期社会问题,港府力不从心,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梁安、冯普熙及情投意合的华商来加以解决。
冯普熙与王韬坚持了长时刻的情谊。1872年,冯普熙秘书“南海忧时子”读了冯普熙所作《答中外强弱论》一文及王韬所作《答〈强弱论〉》,指出“紫诠(王韬)主兴利,冯君主除弊,二者相须为用”。(萧永宏《王韬与〈循环日报〉》,第209页)显见冯普熙、王韬此刻不只往来亲近,并且对我国怎么转弱为强等大事有过坦白的评论。1879年春王韬游日本,动身前的4月6日晚上,冯普熙特别设席饯行。(田晓春辑校《王韬日记新编》下册,第524页)1893年,冯普熙从香港给王韬邮递燕窝二斤,并表明乐意为王韬刻书“醵赀助刻”。(陈玉兰辑校《弢园信札新编》下册,第497-498页)
保良局陈家祠开创人陈桂士陈桂士,字瑞南,广东新会人,世居广州西关,在香港经商20多年,为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爱育善堂开创人之一,后回到广州,掌管爱育善堂的慈悲救助作业。1888年,他选用非常高超的手法,集资百万,用6年时刻兴建起扬誉中外的陈家祠。王韬以海外逋客身份久居香港,得到香港华商忘我帮忙。《普法战纪》书稿写成后,陈桂士、冯普熙帮他筹措印刷费用,陈桂士为该书作序。(陈桂士业绩,笔者此前已有所铺陈,见“汹涌新闻·私家前史”《谁兴办了陈家祠∣陈瑞南篇》。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4122989)
总司理陈霭亭
《循环日报》准备期间延聘的总司理(总经理、社长)陈霭亭,也是《香港华字日报》的开创人,王韬在参加《循环日报》之前,曾在《华字日报》宣布多篇文章,由此估测,陈霭亭与王韬早有往来。
陈霭亭陈霭亭(1847-1905),原名陈善言,又叫陈善贤、陈贤、陈言,字慎于,广东新会人,1850年代广东洪兵起义时,随家人移居香港,入圣保罗书院习英文。1871年头,陈霭亭受聘英文《德臣西报》任副编缉,司理翻译事宜,3月11日兴办《中外新闻七日报》,建立“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”的新闻准则。他在该报宣布谈论称:“然华人居港者现以帅气鳞集……但无自设之新闻纸,则凡有要事牵涉华人者,每欲传达而究不克自专,此中联系实非浅鲜。故西人恒冀华人有志之士,自设一新闻纸以便记载,且得藉扩闻之益。”陈霭亭借西人之口,代表港人表达了华人自主办报的激烈希望。7月14日,陈霭亭宣布《创设香港华字日报说略》,提出华人报纸须以“华人为其操纵”,宜“讲究欧美之事”“知其政治之得失,悉其民意之向背”;兴办华人操纵的中文日报,能够“佐中治而验外情”。随后,陈霭亭将《中外新闻七日报》改为《香港华字日报》。从1873年2月1日起,陈霭亭担任中华印务总局总司理,能够为此刻即开端进行《循环日报》准备作业,至1874年2月4日《循环日报》创刊,3月13日起此职改由黄胜出任。此前新闻史学界觉得此事难以了解。实情可能是:《循环日报》准备时期,需借势陈霭亭的报业运营处理经验,陈氏并无长时刻为《循环日报》作业的计划,毕竟与《华字日报》存在利益冲突,纯属短期客串。恰在此刻,产生了日本侵台的大事,陈霭亭受沈葆桢、黎兆棠之命,前往福建、台湾帮忙处理交涉,也就水到渠成的脱离《循环日报》。
陈霭亭并不满足于掌管言论,更注重实务。他长时刻以来建议对海外华裔施行领事保护,引起清廷注重。1878年,陈兰彬担任驻美公使,以陈霭亭为随员。陈兰彬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,由陈霭亭担任翻译。(陈兰彬《使美纪略》,《近代我国》第十七辑,第416页)1879年,陈霭亭出任驻古巴领事,1884年调古巴马丹萨领事,两年后升驻古巴总领事。驻古巴期间,陈霭亭以国际法为根据,力排众议,大大改进了古巴华工的待遇。
陈霭亭回国后,被李鸿章派往洋务企业重镇开平煤矿,出任会办,后应盛宣怀之招入轮船招商局。陈氏宗族是兴办轮船招商局的暗地功臣,陈霭亭兄弟陈栋灿、陈致祥、陈猷等在募股方面出力甚大,陈猷(陈辉廷)为招商局服务四十年,常年担任招商局商董、总董,后升至总办。(卢子骏《潮连乡志》)
王韬仅仅聘任的编缉
只要了解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的经济实力与公益慈悲活动,才干了解,他们三人建议树立中华印务总局、兴办《循环日报》,是以雄厚的本钱、广泛的人脉资源、丰厚的运营处理经验为后台,兴办一份站在华人态度、保护华人权益的中文报纸。
王韬客籍姑苏,早年在上海帮忙传教士翻译《圣经》,因上书太平天国将领而遭到清廷通缉,逃亡香港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他照料有加,带他游历英国;回香港后,王韬首要是帮忙理雅各翻译我国经典,教会给他支发薪水。从日记来看,王韬花钱缺少控制,并无多少积储。能够必定,他没有满足本钱出资兴办《循环日报》。另一方面,王韬不谙粤语,在港并无同乡可作依托,在人际网络方面缺少优势。
王韬《循环日报》兴办初期,重复刊登《中华印务总局表白》称:“本局倡设《循环日报》,全部本钱及局内全部事务,皆我华人操权,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。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。凡时局之利害、中外之机宜,皆得纵横无所拘制。”表白语意甚明,《循环日报》由中华印务总局兴办,纯属华人本钱,局内事务“皆我华人操权”;为运营兴隆,延请“才优学博者四五人”,这四五人傍边,总司理陈霭亭、正编缉王韬包含在内。王韬后来在自传中说:“癸酉,香海诸同人醵资设印局,创行日报,延老民总司厥事”。(王韬著、楚流等选注《弢园文录外编》,辽宁人民出书社,1994年,第411页)“诸同人”应了解成梁安、陈桂士、冯普熙、黄胜等人,“延”字即延聘之意。故而,这段前史比较精确的说法是:梁安等香港华商集资树立中华印务总局,在总局下面创设《循环日报》,延聘王韬担任编缉。总局给王韬供给了抱负的开展机会。
总局除办报外,还接受各类印刷事务,出书中文书本。郑观应早年作品《易言》,便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书。《中华印务总局表白》列出报纸在海内外各埠的署理人、署理处22人(处),绝大大都都是商号,只要两个是日本横滨的个人,别的“汕头、宁波、上海、镇江、九江、汉口、烟台、天津、日本长崎、神户等埠俱轮船招商局署理”。这朴实是一个商人网络,很简单判别出是分布在各口岸的粤商,看不出王韬在这方面发挥效果的痕迹。招商局各分局为《循环日报》署理发行,应该是陈霭亭的劳绩,他有几个兄弟都在招商局总局及分局作业。
旧时香港商界有一句老话:“想让一个人破产,就劝他去办报。”意思是办报纸最简单亏钱。办报不只仅是文化作业,首先是危险很高的商业创业活动,需求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高效的运营处理。《循环日报》是许多香港华商一起创设的渠道,王韬的才干正是在这个渠道上才得到充分发挥。只杰出王韬一个人,对《循环日报》许多兴办人并不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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